我不是药神：我要活下去

一位面容苍白的老太太对警察苦苦哀求：4万块一瓶，我病了3年，房子吃没了，家人吃垮了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，你们非说它是假药。我不想死，我想活。谁家里没个病人呢？你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吗？

这是刚刚上映的一部批判现实的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里出现的令人动容的一幕。

《我不是药神》改编自真实事件“陆勇案”，电影的主人公程勇是个典型的市井之徒，靠卖印度的“王子神油”为生，穷困潦倒，交不起房租。机缘巧合的，患慢粒性白血病的吕受益找到了他，告诉他治疗慢粒白血病的仿制药印度格列宁只要500元一瓶，和正版药效一样，而医院里却卖到4万一瓶。如果从印度偷带回来卖，一定可以赚钱。生活逼迫着程勇走上了这条冒险之路。开始他将进价500元的格列宁卖到5000，大赚了一笔后被假药贩子张长林威逼利诱，让出格列宁的代理权。但张长林慢慢抬高价格，许多病人吃不起药而离世，包括他熟识的吕受益。当吕受益死去，他重新走上了贩药之路，这次不是为了金钱。从道德层面来说是同情悲悯，在法律层面来说是违法，在心理上来说则是自我赎罪。他将500元进价的药以500元卖出，分文不赚。而后印度格列宁药厂停产，他从药店以2000元的价格购买仍然以500元价格卖给慢粒白血病患者。

看完电影，很难判断谁对谁错：走私卖仿制药的程勇为救白血病人而触犯法律；正版药厂售价高昂是因为研发初期成本大；警察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不得不打击犯罪；白血病人因为正版药价格高昂才不得不购买仿制药……电影的深刻之处在于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理由，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，每一种行为的背后都是令人痛心的无奈。

之所以成为现象级电影，还在于它触碰了社会的痛点——高价药成为穷病人的生死拦路石。正如电影中假药贩子张长林对程勇说的“世上只有一种病——穷病，谁也没法治！”除了让人感到痛心之外，也引起观众对国家政策和社会保障的重视和思考：国家是不是要健全医疗保障制度，免除药品的关税等等，让大病有所医，不让贫穷成为剥夺人生命的刽子手；能让人安心地生活在国家力爆棚，有安全感的乐土之上，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。